上网搜经典释文，打开其中一篇，释的竟是南开校歌，就是渤海之滨白河之津那个。刚进大学时，接受校史教育，活动之一就是在宿舍学唱，记得大伙都把以铸以陶看成了似铸似陶。而汲汲駸駸那句，简直就跟唧唧喳喳差不离。还有允公允能的那个允字，意思总也让人拿不稳。南开学校不算老，哪来这么多雅言呢。据说校歌的曲子，还是段圣诞歌曲，可能跟张伯苓是基督徒有关。

曾经有篇关于南大的文章，疾呼自己是南开里的自学青年，没有先生。我看到后深有同感。我们大学里遇到的好老师，的确不多。上英语听力的蔡老师，西方经济学的马老师，还有从管理系借来讲高数的老师，这就算是我印象里的好老师了。中文系孙昌武讲的佛教史，我也听过，蛮好的。我上的那个系，除了三个博导高高在上以外，其余几乎就全空，根本就谈不上中坚。想想反倒是中学的好老师更多。我不比他们学问的高下，我只说他们称职与否。像中学教政治的曲莹，历史王庆民，英语王良调，教生物的那个姓侯的老太太，还有我忘了名字的那几位教解析立体等数学的老师，等等等等。还有老赵。我高二高三时对他很有看法，属于青春期的那种很偏执的看法，但我始终承认，他教课是没的说。他自己编程，把古文输进电脑，来快速显示指定的虚词或者实词，再来比较这些词在不同句子当中的不同用法。他的这些东西，在八七年时就已经很成熟了。

后来听人说，我们那几年，是南开中学最好的时候。我们那会初中四个班，高中是六个班，每班四十多人，像现在这样一年级十几个班，根本不能想象。我们上课早，七点二十就开始半小时晨读，语文英语轮着，八点正式上课，中午十二点前准下课，准是两小时午休，下午三点四十准放学，做完值日随便玩，去图书馆看书，或者去操场借球都行，直到五点半静校。冬天时，不到五点天就黑了，玩不了球，剩下半小时，回教室讲鬼故事，等静校铃响后再走人。然后在公共汽车上，或者并排骑车时，还能再聊会。上高中以后，我很少结伴回家，大概也是属于青春期反应。到了高三，我们搬进中楼三层，这楼现在已经拆了，下学期好像是一班俩教室，只上半天课，剩余时间自己复习，愿意在学校就在学校，不愿意就回家。我那会很能吃，每顿吃两大饭盒，那种长方形的铝饭盒。

我们上学时，校长姓王，是位五六十岁的老太太，非常和善，非常朴实，没有一点所谓的威严，没有一点那种陈腐的官腔。陆肆以后，老太太就下台了，代之的是书记，叫纪文郁。我们上学时他就是书记，可那会谁喜欢书记呢。大伙只拿他当靶子在私下里打趣。书记在我们眼里的形象总是那样，没文化，没学识，会逢迎，有机心，爱整人，还爱占点小便宜。我们一向拿这样的形象和所有的大小书记对号。也许我们的确是冤枉了他，看那名字，郁郁乎文哉，他上一辈也不该很白丁。大伙那么想他，也活该他倒霉吧，反正我相信，那年头当书记，就像陆肆以后马上入党一样，多少都得出卖点什么吧。我跟我哥在家可没少说他坏话。还有些老师，即使没都教过我们俩，我们也都认识，丑化或者至少模仿一下他们，是我们晚间的经常节目。诸如地理味，大墨，横宽，什么玩意，主席将来，七个包子等等，都是老师的外号，有的是他们年级给起的，有的是我们年级起的。

我一直认为，老师其实没那么重要，聪明的孩子怎么都能自己学。重要的反而是要有一帮相投的同学，形成一种风气，在风气中，大家不自觉的就长进了。我有过的同学其实是很好的。这，我到这里才清楚。我是教汉语以后才知道，人是可以有这样笨而又这样不长进的。我其实也很不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么筛来筛去的，但资质根性禀赋的差别，我们必须承认。如果承认这个，让所有孩子都受一样的教育，遵守一样的进度，其实是很不人道的。这样看，重点学校，作为一种体制，是没什么不对的。

网上说杨振宁认为中国的大学本科办的很成功。我不知道他讲这话的用意何在。他大概看到本科出来的那些毕业生都很不错吧。但客观点讲，好的学生，在哪里都是好的学生，只要不到把图书馆封起来的地步，任何体制都束缚不了他们。与其说本科办的成功，倒不如说科举的思想内核今天也仍旧合理。

至于中国大学真正的好处，我以为，一个是校园，一个是宿舍。如果没有相对封闭的校园，如果没有几人同居的宿舍，中国大学也就真的乏善可陈了。至少，我经过的两个大学都是如此。